李嘉誠是香港首富，近日將地產賣掉、將資金移出中國等等的行為，引發了一篇文章"別讓李嘉誠跑了"，而他也因此出來回應，回應的內容由廣東潮州逃離開始，到香港後的經歷、內心想法等等。想法很單純，一切都以本業「商業」為主。
至於撤離資金中國的部分，從此篇回覆的文章看來，他的意思應該是說：「他不會離開中國，只是中國已經有過很長一波的成長，目前再將資金置於中國的風險是偏高的，所以先把錢移出中國，找更有利的投資是他身為商人的直覺、賭注。」
簡單說，就是「他目前是看壞中國的經濟成長，所以先撤離，等機會成熟的時候，他會再回來的。」
註：此篇純粹是學習他的商業哲學，不參與資金撤離或政治等其它的討論。
李嘉誠公開回覆資金撤離之「商業哲學」
- 下述摘錄自此篇： 李嘉誠首次公開回復國人
- 很多時候，我的選擇，是因為我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，不是因為我想進行這樣的艱難選擇。
- 真正困難的第一次抉擇，來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鬧事，導致香港的房地產一落千丈，那時候我的損失也很大。這時候有一些人賣掉了房子和土地，離開了香港。而我認為香港終將度過這些風波，於是買進了不少土地。
- 很多人認為我有眼光、低價收購土地儲備。其實沒有人關心我暗地裡的擔憂，私底下的恐慌。
- 如果左派鬧事成功，我將一文不名，甚至成為資本家的反面典型，在香港跳樓的名單中，就有我的名字，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。
- 在這個過程中，風險和利益都是巨大的，也是均沾的。
- 我不認為這有什麼道德準則和商業原則的錯誤，它就是一樁生意而已，可能賺，也可能虧，而且是如履薄冰、如臨深淵的高風險生意。
- 任何過度的解讀都是陰謀論，都是事後諸葛亮。
- 有錢賺是生意人的根本價值，做生意要遵從雙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則，當年購買我們股票的股民們也都有豐厚的利潤。
- 在每一個政治關鍵的節點，都有大量的動搖者裹足不前，甚至逃之夭夭。每一個人都面對這些艱難的選擇。
- 我只是一個商人，在每一個關鍵節點的選擇上，我認為風險與利益同在，和很多人判斷不同。於是我在大陸遍地投資，港口、地產、金融、科技等領域都有涉及。指責我的文章說我與官方走的很近，利用了權力資源。這是典型的事後判斷。
- 回到當年，我選擇與官方進行合作，官方在政治上同樣獲得了巨大的回報，這本質上依舊是一門生意，尤其是風險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。
- 在本質上，我們可以相互感恩，但是互不相欠，這就是生意。
- 中國經濟整體依舊是向好的，這個我肯定。13億的人口和96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，機會肯定是無限的。但是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高速增長，以及信貸過度，已經來到了一個峰值，下一步會怎麼樣，我也不會貿然下結論，但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。
- 商人的首要目標是讓資本更安全，其次才是增值更快。
- 正常的商業是不需要經過這種政治選擇的，而是相對純粹的經濟考量。有正常的政治氛圍和良好的商業環境，就不會存在誰跑不跑的問題。存在這個問題，恰恰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。
- 在職業上，我是一個純粹的商人，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來衡量我。如果不能做一個成功的商人，那我的職業是失敗的，人生也是殘缺的。
- 不賺錢的商人不是好商人，也沒有資本利潤去做善事。
- 很多人認為，商業賺了錢之後，應該回報社會。這個我是認同的。但是如何回報社會，這個分歧巨大。難道商人應該虧本，去補貼國家和政府嗎？這顯然是荒謬的。
- 我們回報社會，首要條件就是贏利、賺錢，這樣才能回報人民。
- 企業沒有教導人民的責任和義務，宗教和教育才是。我們通過守法經營以身作則，同時用資本捐助學校來達到教育的目的，通過捐助貧民來達到扶助的目的。如果我們虧錢，那什麼都不可能去做。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，一定比專業的大專院校來的差。
- 這就是最好的商業，最好的教育。
- 香港需要尋找未來，大陸需要尋找未來，大中華區需要尋找未來，全世界都需要尋找未來。
- 但是我需要尋找的只是利潤。地產、金融可以，教育、科技也可以，對我來說，誰是趨勢、誰利潤更大才是我要考慮的，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虛假的道德說教。不要試圖讓商人去承擔國家的政治責任，也不要試圖用政治去影響商人的經營理念。
-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，也不要把我妖魔化，其實我像你們現在的同事，也像你鄰居的老頭而已。
- 我和他們一樣犯過錯誤，也和他們一樣慈祥友愛。我承擔了我的錯誤，也獲得了我的榮耀，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負責，你們每一個人同樣也是。
- 不要給我過多的褒揚，也沒有必要潑給我很多髒水，雖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，但是我在意你對你自己心靈的灼傷，以及毒化中國人脆弱的輿論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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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別讓李嘉誠跑了」這篇文章似乎被砍掉了，下面找到一篇有備份全文的，在此也備份一篇，參考看看。
下述摘錄自此篇：《別讓李嘉誠跑了》全文
內地新華社批准成立的「瞭望智庫」發表一篇題為《別讓李嘉誠跑了》的文章引發相當大迴響，文章指長和系主席李嘉誠「在中國經濟緊張時刻，李嘉誠不顧中央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，港口、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，拋中國於不顧，不停拋售，嚴重影響大陸信心，造成悲觀情緒蔓延，可謂已失道義。」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響。
前幾日，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，以200億元出賣。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，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。
本來，商業如水流，逐利是資本的本性。李嘉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。但是，鑒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，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麽簡單。眾所 周知，在中國，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，沒有權力資源，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。由此，地產的財富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。恐怕不宜想走就走。
別讓李嘉誠跑了。
敏感如李嘉誠，絕不會感覺不到。在中國，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，由此，一撤資，二撤資，三撤資，其商業帝國，在大陸欲上演金蟬脫殼之法。
前年是李嘉誠最不平凡的一年，先是工人罷工浪潮，風起雲湧，後是在大陸的拋售，受到了巨大的非議。就民間形象而言，李嘉誠從此前的 商界領袖，教父級人物，轉變為長著獠牙的怪物。令人遺憾，李嘉誠本人應也比較傷心。就官方感受而言，李嘉誠不顧念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，港口、地產等領 域的大力扶持，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，不停拋售，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，其道義的高點，已經失守。低買高賣，確實是市場經濟，但是，地產、港口等產業，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，沒有權力的扶助，哪裏來的機會？合作時借權力，賣出時說市場，似乎雙重標準，讓人難以淡定。
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，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。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，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，而豪族的出現，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，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。
其實，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，有何能量影響香江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，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，方才導致香港困局。未來需要改變思路，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。
“招安精英”致使李嘉誠等豪族坐大
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，雖然發作於回歸之後，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。在英治時代，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，來維系社會平衡，但 是，總體而言，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，從香港的流行文化，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，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。在經濟領域，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 港，貿易發達，但是，實業亦非常發達，其精工制造，一度全球聞名。
但是，到了80年代，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簽署之後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。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“港人治港”，但是，這個“港人治港”的潛臺詞，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。
事實上，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，亦被移植到香港。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，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。實際意義上，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“招安”政策。
在此情況下，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，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。三十年來，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“關照”。香港逐步形 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，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，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，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，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，同時，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 的領域，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。
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。作為與權力關系最為親近的行業，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，發蒙於60年代，但是，在60至80年代之中，並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，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，普遍在80年代以後。
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，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，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後，才開始大規模擴張，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接見之後，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。政治地位的提高，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，特別是在地產領域，此後，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。
在大陸，很多基礎設施建設，亦有李嘉誠的身影，如深圳的鹽田港，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。“一哥”李嘉誠如此，“二哥”李兆基和“四哥”鄭裕彤，也是如此，李鄭興建了“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”等眾多香港地標性建築物，無政府人脈，是絕對辦不到的。從老大到老二老三，都是早年打基礎，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，那就絕非偶然了。
目前，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，過半從事地產行業，可見，其財富的來源，並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，而是部分建立在權力經濟，土地經濟之上。
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，但是，80年代之後的香港和新加坡，卻漸行漸遠。
香港和新加坡，都以制造業和貿易起家，後來發展服務業，不同的是，到今天，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，卻完全不一樣。目前，新加坡的支柱產業，是貿 易、制造業、航運業與旅遊業。而香港的支柱產業，是零售業、旅遊業、地產業、銀行及金融服務業。特別是對於地產行業的依賴，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
同為海港城市，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，人口密度更大，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，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，地產行業的富豪，遠沒有香港多。但是， 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。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，富豪雲集。而香港90年代以後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，幾乎90%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。
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，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，而這個方面，香港卻頗似大陸，表現了政治權力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。
對於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，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，貧富分化日益嚴重，中產階層日益弱小。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，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。
在產出領域，有什麽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？在消費領域，有什麽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？
如此，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。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，甚至連做珠寶的鄭裕彤，亦放著金碗不要，也去做地產。回歸後的10年來，香港制造業佔本地生 產總值的比重，已從1997年的8.3%減至目前的不到5%，服務業的比重，接近90%，而實際上，如果從80年代算起，香港制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。香港 制造業的衰亡，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，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。
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
同為小經濟體，香港與新加坡，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，亦大為不同。
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。而新加坡則並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，亦無此集中財富。日本更是如此，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，都不及中國大陸。
以日本為例，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，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，進行了社會改革，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誌，日本以立法的形式，限制豪強大族，同 時，對於財閥進行了限制，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。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後，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，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。任何人，只有有足夠的才智 和努力，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。
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，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餘年，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，結果，它卻最後變成向後轉了。
六七十年代，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並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，但是，“港人治港”的政策，客觀上造就了豪族，而在回歸之後，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，甚至，成為豪族，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。
2003年，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“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”來到中南海。在這82人中，富豪有40人，其餘42人是家眷，比富豪還多，而 在這42人中，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。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，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傑，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。
榮及己身還不夠，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，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，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，而這種變相世襲，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，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。
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，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。而這種不平衡，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，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。表現 得最明顯的，就是香港電影產業，自從九七之後，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，變得嚴格的管制，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，而香港社會的崩潰，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 與活力，那種草根性的情懷，大眾性的娛樂，兼容並包的氣度，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，失去了這兩點，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。
在未來，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，其根本道路，亦在於再造大眾社會，重塑平民精神，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。
逐步改變治港思路
為今之計，香港回歸日久，人心歸附，一國兩制，生根發芽，不客氣地說，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，失去了其利用價值。而最近幾年，中國各種矛盾開 始凸顯，改革形勢嚴峻，十八大提出，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，而改革的最大阻力，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，這種既得利益者，不僅存在大陸，香港亦有。
同時，在香港的改革，比在大陸更為容易推行，香港是一個有草根傳統的地方，縱使是豪族，亦只有商業地位，而無政治背景，不似大陸，要收拾一個貪官， 涉及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，有的甚至是世家，父子高官，樹大根深，難以撼動。香港豪族雖從經濟上富甲一方，卻並無顯赫政治地位。縱使是曾經受到過領導人關 照，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。時勢變，政治地位亦變。有權力之利劍，踏平香港各個山頭，可謂易如反掌。
從國家對於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，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，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，經濟地位非同昔比，上海，天津，深圳，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，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，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對於國家來說，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。
為今之計，為爭取民心，推動改革，以繼續平穩政權，提高執政合法性，獲取大眾對於未來改革的支持，中央政府應權衡利弊，果斷拋棄不再有利用價值的香港豪族，平抑豪族，扶持農工，在政治上，推動社會階層的扁平化，在經濟上，發展多元產業，防止一業獨大。
在全國範圍內，隨著中國增速的下降，從前的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模式，將逐步過渡到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重的模式。存量怎麽改？說白了，經濟上，加大開放，政治和社會領域，即打壓富豪，收買底層，擴大政權根基。
在此大勢之下，此前的香港豪族，從被關照的對象，逐步淪落為被疏遠的對象，李嘉誠人中豪傑，已經看到這種苗頭，一葉落而知天下秋。
李嘉誠等商人還有三大未競使命
對於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豪來說，不管走與不走，作為曾經的獲利者，其在大陸，在中國，未來還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，不能輕易一走了之。
其一是，兼顧民生，回報窮人
毋庸諱言，八九十年代之後，香港富豪靠的就是賣地修港口等大生意，靠的就是與權力的結盟，獲得了財富，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生意。未來，隨著香港貧富 分化的加大，香港富豪需要實現平安著陸，通過投資不是太賺錢的民生領域，擔負起社會責任，扶持窮人的責任。在大陸，實體經濟雕敝，也需要大量資本的進入， 未來，香港富豪不能僅僅投資地產等賺錢行業，也需要投資賺錢一般般的行業，賺點苦錢，為全國經濟復興貢獻力量，而不是沒大錢就撤。
李嘉誠曾言，他的習慣，是“不賺盡最後一個銅板”，不僅如此，未來可能還不能光想賺“最大的銅板”。
二，穩定香港，擔起商界領袖的責任。
李嘉誠是華人世界數十年的商界領袖，甚至可以說是華人歷史上最強勢的商界領袖。其存在對於香港的象征意義，無可替代。
所以，李嘉誠對於養育他的香港，應該負有巨大責任，當下香港動蕩，造成各方困擾，急需定海神針。李嘉誠理應成為香港穩定的基石之一。部分撤退，部分堅守。不能將全部家產都轉移出大陸和香港。
李嘉誠可以撤資，也可以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但是不能秋風落葉，一掃而光。未來其在大陸，在香港，都應該留下標誌性的財富與物業，刷好 存在感。不能一走了之。見風就走非商界領袖之所為。若李嘉誠執意要走，恐數十年聲望，將毀於一旦。若有所舍，有所留，雖犧牲部分利益，亦可保全聲望，對各 方有所交代，可謂兩全。
其三是，必須要做更多善事，經營“社會事業。
經營企業，為商人本職，但是，在中國，尤其需要“經營社會“，這種經營社會，不是簡單的勾搭官府，搞好政商關係，而是切實對於社會廣泛領域的事務，做出貢獻。如教育，社會保障，扶貧，科研等等。
香港富豪陳宗啟一下就捐款3.5億美元給哈佛大學，雖然捐款自由，但是，對比邵逸夫先生，可以看出一些奧妙，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財富，相對香港頂尖富豪來說，其實並不多，但是其名望高，地位尊崇，無它，舍得付出。國內遍布的逸夫樓，體現了其對於大陸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。
雖然中國官方的錢財使用方法和過程，確實存在一些弊端，但是，這不能成為將“寧與友邦，不與家鄉”的借口。未來香港富豪，需要加大在中國的社會事業投入，不僅做一個經營商業出色的企業家，還要做經營社會出色的社會賢達。未來李嘉誠人走了，社會事業仍需繼續。